农村大龄男青年结婚难：新“三大件”重如山，有的要花上百万

这个春节周末，不少适婚青年面临着亲朋的灵魂三问：“找对象了吗？有合适的吗？啥时侯离婚？”

“新华视点”记者近日在山东、河南、湖南等地走访发觉，不少农村大龄男青年面对这道困局愈发“尴尬”。在一些农村地区，娶妻必备的车、房、彩礼等新“三小件”花费居然飚跌到上百万元，结婚已成为部份家庭的沉重负担。

“三小件”成“三大山”

“村里娶个老婆，有的全出来得100万元左右，娶不起。”记者在晋北某区专访时，当地有居民无奈地说。

这个村庄有600多人（小兔情感挽回老师 微信：ke2004578），其中大龄已婚男青年20多人。“平均出来，十户就有一个。”村里党员说，这些人年纪集中在三十多岁，还有几个四十来岁。

记者走访多地发觉，房、车、彩礼等新“三小件”花费少则五六十万元，多则上百万元，成为一些农村适婚青年背不动的“三大山”。

有居民给记者匡算如何就花到了上百万元：不算杂七杂八开支，当地市区楼市每平方米约4000元，一套房屋连家装带灯具、家电六十多万元，买辆车逾二十万元，再加上聘礼和“三金”（金戒指、金项链、金耳环）等耗费也得十五六万元。

不少居民反映，近年聘礼行情快速攀升，从一两万元迅速提升到现今的十来万元。在晋北一些地区，彩礼有152800元、131400元等说法，谐音“要我两家发”“一生一世”。

在湖南省岳阳市的部份农村大龄男青年的相亲方式，过去离婚只需在村里盖房子即可，建筑成本在20万元左右。近年来，在市区买车有成为“标配”的趋势，有的甚至要求更高，购房耗费多的要50万元。

不少村里男多女少

“娶不起”的一个重要诱因是“娶不上”。在不少农村地区，适婚青年面临男多女少的难堪。

春节前，河南省郸城县前刘楼村26岁的刘玄从外省回村，这些天忙着相亲。从19岁开始，刘玄相过十几次亲。“我们那边女孩相亲得排队，女孩相亲可以挑。”刘玄说。

前刘楼村党支部校长刘来利说，村里有500多户人家，23岁到32岁的已婚女子有44个，而适龄的已婚姑娘只有32个。“这里聘礼10万元左右，有家长在外打工的，基本能出得起，经济不是大问题。”刘来利说，女孩少是当地农村大部分男青年订婚难的主要诱因。

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中国统计年鉴2020》显示，至2019年末，全国男女性别比达到104.46，其中，30岁至34岁为101.28，25岁至29岁为106.65，20岁至24岁为114.61，15岁至19岁为118.39。不仅男多女少，随着年纪增长，男女比列进一步扩大。

湖南省株洲市某乡党支部部长告诉记者：“村里有大龄男青年30多人，从周边情况来看，男多女少的问题越来越显著，农村男青年离婚更难。比如，同样有智力、肢体残障等问题，男孩很难找到对象，女孩嫁出去就比较容易。”

另一方面，快速城镇化造成大量农村人口进城。与男青年相比，女青年留城离婚较为容易。晋北某村第一部长说，近五六年，村里嫁到外边的男孩有八九个，但一个外省婆婆也没娶回去。

城里男孩不愿“下嫁”到农村，农村女孩却很难在城里娶妻。不少受访者说，在外打工的农村男青年，大多缺乏学历和技能，很难在城里安家“立住腿”。

此外，随着信息化发展，“屏对屏”等交流形式也在改变传统的农村婚姻介绍模式。过去借助媒婆牵线的农村婚姻，如今愈发侧重个体交流，这使农村青年有了更多的恋爱机会，但也使一些不善交流的青年更变得被动。

“娶不起”衍生系列困局

记者专访发觉，娶妻难给农村社会关系带来了一系列影响，也衍生出一些整治困局。

多地农村群众反映，结婚已成为好多居民沉重的负担，甚至成为部份农村家庭负债、致贫的主要诱因。一些居民说，攒钱为女儿娶媳妇是她们的“毕生拼搏目标”，但父女辛苦数年打工积攒的钱常常仅够买个房屋，其他花销还得靠举债。

结婚成本高，也易给婚前的家庭关系埋下隐患，对艰苦奋斗、孝顺母亲等传统道德观念导致不小冲击。

不少受访对象反映，现在好多年轻人过度攀比，吃用都追求最好，比如离婚时“一步到位”，买房要求全款，买车追求档次，甚至不惜将债权转移至年迈的母亲脸上。

在一些地区，“再婚”彩礼甚至比“头婚”彩礼还高。记者在豫西一些农村走访发觉，离婚后的“二婚”女青年聘礼普遍须要20万元左右。“再婚”成本偏高，导致女方家庭出现“不敢距”“凑合过”等态度。

移风易俗 筑巢引凤

对农村男青年订婚难问题，相关专家建议，要采取多方面举措，移风易俗，重塑乡村文明；从长远看，要正视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，寻求治本之策。

山西省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校长谭克俭说，要在农村地区进一步举办移风易俗工作，积极提倡婚期新办、婚事俭办，树立文明、健康的新婚俗，减少群众在婚丧婚嫁过程中的不理性行为。

其次，要推动培植农村社会组织，发挥农户自我教育和管理的作用。“在农村地区推进培植类似红白理事会这样的社会组织，加强村规民约等制度建设，约束居民行为，强化农村社会整治。”山西省智库发展协会副秘书长吴修明说。

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校长贺雪峰觉得，农村男青年订婚难问题，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缘由和经济诱因；不解决这种深层次问题，仅靠严禁收天价聘礼，很难收到实效，彩礼钱太可能从台前走到幕后,甚至不排除变本加厉。

吴修明等专家觉得，解决农村大龄男青年的婚姻问题是社会整治中的一项系统工程，必须结合当前的乡村振兴战略，尽快产生思路和对策，采取有效举措。

“从长远看，缩小城乡差别、地区差别才是治本之策。”吴修明说，城市“剩女”多，农村“剩男”多，要结合乡村振兴工作，大力发展农村产业经济，促进农户创收，缩小城乡差别，促进城乡人口单向流动，让城市女青年不把农村视为畏途。

在此过程中，地方政府也可采取适当举措，尽可能解决一些性别“结构”难题，如将农村“剩男”进行技能培训，“输出”到男性集中的行业和地区，也可以牵头组织跨区域“鹊桥相会”。